从书业历史看新加坡华文书业的特点

新加坡华文书业的兴起与发展是20世纪初新加坡文化发展史的一件大事。华文书业由于本地新式华文教育的发展应运而生，书籍与教育事业息息相关，同时也在更广泛社会范围，传播知识，启蒙思想，传承文化，鼓励文艺，因此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理由相信，由于华文书业的发展，令岛国有了曾经兴盛一时的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以及其他文化结果，文化局面，书业奠定新加坡成为曾经的南洋“华文重镇”。

本文尝试从新加坡华文书业历史回顾为切入点，观察并归纳总结华文书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和特点，同时也是对于新加坡华文书业历史的另一种概括和总结。

(一) 新加坡华文书业是由于华文教育的缘故开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满清，由于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令当时中国的士人阶层产生强烈的变法图强的决心，全国各地兴起了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兴建学校，设立书局，翻译馆等风潮。

由于一些政治的流亡者，新政的鼓吹者，避走南洋，他们成为本地新式教育的直接推手，在本地华人社会原有的华文教育的基础之上，结合各地缘性会馆组织的经济实力与教育共识，在短短几年发展了多个新式学校，如1906年“本坡潮侨前贤，因潮人子弟激增，因为适应世界潮流，筹办一潮侨公立学校”，即1906年创办的端蒙学校，以及福建会馆创办的道南学校等。

新式学校的特点之一是采用新式教科书，而这些教科书相信都是来自中国，根据上海书业商会1906年出版的《图书月报》统计，当时约有22家出版企业印刷，出版教科书，但其中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种类最多，发行数量最大，其时已经奠定了商务印书馆作为教科书出版中心的地位。新加坡华文书业普遍上认为从商务印书馆1916年获取当时英殖民地政府批准注册开设新加坡分馆，从此开始。

从两地历史对照看来，新加坡华文书业与华文教育的确有着非常密切的依存关系。

(二) 内生需要与外部影响

新加坡华文书业是由于本地华文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应运而生，如上所述。从最初教科书引进，到门市作业，开始了华文书业第一步，因此，从历史看来，本地华文书业发展的起始与发展是由于社会内生的教育需要而产生，并且随同这一内生需求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壮大。

教科书是一种规律性必须消费品，即每学年每学期都有一定数量的需求，因此初期从事这个行业，有一定的赢利保障，更何况当时的新加坡社会乃至整个南洋地区涌现一波又一波的办学热潮，不断有新式学校，规模大小不拘，在各地设立，也令这个行业有了跟随发展的先决条件。

除了具有规律性需求的教育用书外，当时新加坡社会的文化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从中国方面来说，经过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广大中国社会受到巨大的思想冲击，兴起办书局，办报纸，办教育的热潮。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1906年成立前后，革命派及其同情者在新加坡创办了很多间书报社，如星洲阅报社、毓文书报、同德书报社，对于促进阅读风气，起了积极作用，间接也帮助了华文书业的发展。

而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更直接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一大批优秀作家如茅盾，鲁迅，巴金，冰心，徐志摩等，他们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影响当时社会和历史，而这些书籍无论是思想的，还是文学的，当它形成时代的潮流的时候，“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也同样波及南洋华人社会，感到震荡，受到影响，产生回响，形成需求。

与此同时，从新加坡方面来说，随着华人社群的扩大，人口增长，社会结构也变得多元复杂，文化，教育，思想的需求越来越显著，增长，这是必然的，也就诞生并促进新加坡早期华文书业发展，并在短短数十年间，尤其在战前得到迅速扩大发展，书店由最早的八间增加到22间，在一份宝贵的三十年代进口书籍的统计资料中我们看到书籍的进口额是在不断地增长的。

附表: 30年代，从零星资料看来，书业的进口数值不断增加，表现出该行业的活跃发展。

(三) 华文书业多为三江人主持经营

众所周知，早期南来的先辈多为中国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客家人等，因此有五帮之说 (广府，福建，客家，海南，潮州)，从上个世纪初，陆续有来自上海，浙江等地的先辈南来，并因此创立了“三江会馆”。

三江人所从事的行业中，其中有一项“文化教育”，这是颇令三江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曾经有人做过统计，在早期南来的150多位作家文人中，竟有50多位是三江籍贯，如郁达夫 (浙江富阳)，胡愈之 (浙江上虞)，夏衍 (浙江杭州)，王任叔 (巴人)(浙江奉化）等，在新马以及香港等地创下“亚洲影视业神话”的邵氏兄弟公司，自1926年起在新加坡管理戏院有34家之多，邵氏兄弟们来自上海。

“三江”基本上有两个意义，开始是指浙江，江西和江苏三省，1897年在槟城首先设立三江会所，1898年，新加坡三江先贤开始置地，1906年正式成立三江会所。1927年，“三江”的概念扩大为黄河，长江，黑龙江，有南方以北都属“三江”之意。

历史上上海是江苏省的一个县，十九世纪中开始发展，上个世纪初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东方大都会，上海人多为浙江，江苏，江西移民，所以称上海人是三江人，几近同义。

上海是中国海派文化的代表。早期华文书业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是来自上海，是当时第一以及第二大书局，其后，世界书局创办人周星衢先生来自浙江宁波，上海书局创办人陈岳书先生来自浙江温州，以及中华书局的长期负责人施寅佐先生是上海人，因此，形成华文书业多为三江人经营的特色。

此外，由于当时的书局主要服务于教育，因此也为本地华文教育行业介绍更多来自江浙一带的教师。

(四) 新加坡的华文书业曾与中国的流行文化保持高度一致

近现代出版业的兴起对于中国文化发展史具有开创和奠基的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流行过《绣像小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新青年》等众多代表文学品位，思想深度的文学杂志、刊物、著作，也产生如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陈独秀等一大批文化名人。

因此，当1925年12月1日，陈岳书，王叔旸两位先生在其中华商店的楼上创办上海书局时，陈岳书先生回忆道，“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内忧外患频仍，人民颠沛流离，当时知识分子新思潮便应运而生，上海，北京，汉口诸地，出版了许多新文化书刊，杂志，受到国内国外许多读者欢迎，我在1923年正月间南来新加坡，1924年担任中华商店经理，往来星马各埠时，很多朋友都向我提出购阅新文化杂志新书困难的问题，因当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均不经售外版图书，其他数家书店，仅卖线装古书与旧小说类书而已，我乃与王叔旸君等人筹组上海书局于水仙门大葛街十一号中华商店内进楼上，1925年12月1日开始营业，颇受各方文化界教育界及知识青年读者欢迎与支持”。

为了及时选购上海的最新出版物以飨南洋读者，他们并且在上海设立分局，以便广泛采购，及时供货。

同样，《良友》杂志作为中国第一本彩色生活画报，其创办人伍连德先生为开发南洋市场，曾多次来到新加坡以及马六甲等地做考察，美美图书公司就是当年良友画报的专门代理，当时新加坡的时尚一族在照相馆拍照时也会在手中展开一本《良友》作为拍照姿势留存纪念，从一个侧面令我们看到新加坡华文书业曾与中国流行文化保持高度一致。

新加坡的华文文化是从其文化母体大中华区延续延伸出来的分支细流，因此，在其初期发展状态与母体息息相关，紧密相随，随着当地文化生态的成熟，知识群体的增加，这种联系开始减弱，而慢慢形成本地文化特征和特色。

(五) 多语文特色及能力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汇聚，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国际大都会，在其书业经营方面也充分表现出其多元汇聚的特色。这一点最早从1935年陈育崧先生设立“南洋书局”初露苗头，陈先生较比其他书业经营者，身份上有些特殊，他是槟城出生的海外华人，在他早期教育中既有华文教育，也有英文教育，他年轻时曾在中国厦门大学求学，是厦门大学经济系第一届毕业生，后曾在英殖民地政府任副视学官的高职，所以在他个人文化储备中亦英亦中。

他的南洋书局最早代理商务印书馆的新版教科书，同时也代理本地英文品牌马来亚印刷馆(MPH)的出版物，所以最早实现“双语书店”。不过由于当时社会学华文热情比较高，所以还是以华文书为主。

50年代中，由于新马反殖运动，以及60年代人民行动党政府鼓励华人学习国语“马来语”，我们的前辈中又产生很多华裔马来语专家，他们出版马来文辞典，图书和杂志等，当时的书店也纷纷摆卖这些辞典，图书和杂志，比较著名的如世界书局出版杨贵谊，陈妙华编《马来语大辞典》，鲁白野编《实用马华英大辞》，上海书局出版林焕文编写《简明马华辞典》，陈蒙鹤，韩群进，吴高德和曾松华等四人合编《华马大辞典》，上海书局出版综合性月刊《国语月刊》，当然还有其他英文书出版与发行销售等。

50、60年代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与妇女运动风起云涌，年轻人有极大的学习热情，带动了华文书业的兴旺。南洋大学的创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当年每逢周末，上海书局、青年书局、大众书局等都挤满了从南大下来市区的南大学生，他们是华文书的基本读者，所购买和阅读的又是高水平的华文读物，这对于提升华文书业的品位，起了积极作用。

在1975年，大众书局率先以“双语书局”作为该机构的重新市场定位，甚至可以看作是整个行业的重要转型期与未来主体发展趋势，不单大众书局，其他如胜利书局，商务印书馆等都尝试以 “ 双语书局” “双语出版” 为机构做重新定位。

今天，当我们步入位于繁华商业中心的壹叶堂 (Page One)，大众 (Popular)等书店，无论它们原先的背景如何，是英文书店还是华文书店，在这几间规模较大，市场表现较活跃的书店，都有分别不同比例的英文，华文书籍，杂志，音像产品等，这种多语文能力可以视作新加坡华文书业的特点之一。

市场定位需要客观分析，研究及规划，纯粹的华文书店有其服务的专属市场，而双语书店更体现出新加坡的客观社会现实，又或者业者通常以英文书业赢利补足华文书市场的亏损而坚守华文阵地，那是另一番感叹了。

(六) 国有化与民间私有化的此消彼长

新加坡是一个自由商业社会，因此华文书业早期有蓬勃发展的景象，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书业经营者，无论是书店，分销，出版等都是民间私有企业，以个体经济为主。尽管新加坡市场狭小，相互之间竞争非常激烈，但是总体来说这种行业的竞争状态还是好的，不仅对行业发展有利，也令广大消费者受益。

例如，当年的杂志出版，南洋书局出版《南洋杂志》，世界书局出版《南洋文摘》，这些杂志以及文章的出版发行，不仅造就了一大批的南洋史地研究者，令今天包括新加坡，以及中国等地的学术研究工作者对此趋之若骛，将这些杂志视为珍贵文物，重要参考，另一方面，正如世界书局周星衢先生所言，从中国大陆移居本地，你要对当地有深入了解，你才会产生认同感，归属感，而这类深度阅读更能够产生深刻联系和紧密凝聚力。

但是在60年代当教育出版社成立，这一情形开始发生改变，教育出版社隶属于教育部，主要负责教科书的编撰、出版、发行，一度他们的分销点直接深入到各间学校多达100多间。

正如大家所了解的，书业的赢利模式，主要是通过教科书，教辅材料，这些有规律性，固定赢利产品，以补足其他一些非赢利如艺文，社科图书的出版销售，而上述《南洋文摘》等杂志的出版发行更是年年亏损的。

所以，当国有化企业以一种垄断的形式占据市场之后，原先的自由竞争环境受到影响，并且大家所共同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稀薄的市场空间，加之政策性改变，很快两败俱伤，后来竟始终无法恢复。

(七) 华文书店兼营文具用品等其他行业

新加坡华文书店像青年书局，长河书局，新华文化等，以纯粹售卖图书的营业模式只是其中之一，我们可以称之为纯书店，其他多数都会在一定比例上经营其他与文化相距不远的行业，有者，他们的附属产业同样声名远播，做出贡献。

普遍上书店会兼营文具，一位朋友曾经告诉我说，当她还是小学生，她时常会和他她的哥哥姐姐到位于维多利亚街的上海书局，哥哥姐姐们在选购图书，而小孩子的她被那些精美的文具迷住了，喜欢得不得了，可是那些文具都很贵，给她的童年留下美好记忆和小小遗憾，也正是因为这些文具的缘故，让她爱上上海书局，长大后常出入其中。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文化传播，思想交流的工具，而文具是人类直接书写记载，学习的工具，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另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中华书局的楼上，起初国家图书馆还没有专门的儿童图书馆，中华书局就率先在楼上开出一间二楼儿童小图书馆，它的功能及作用自不必多言，后来国家图书馆有了儿童阅读部，中华书局的儿童小图书馆被改造成书画室，即可以观摩欣赏，收藏书画作品，也有每周一次的书画雅集，施寅佐先生是一位知名的书画收藏家，其中作为轰动的是他所收藏的徐悲鸿的早年失散的作品，引起收藏界的极大轰动，这就是附设于中华书局的“中华画廊”。

此外，80年代开始也有一些书店兼营磁带，挂历，台历，邮票，以及后来更为流行的音像制品等，将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正如业内人士的分析所说，店内售卖物品有相关性并且丰富多样，可以留住顾客的脚步，如果他能停留时间长一点，他就有可能关注图书，就可能从顾客变为读者，而带动图书的销售。从这里我们也不难发现，作为必须消费品和可能消费品的差别，由于社会风气、语言习惯的改变，书籍从热门变成是可能的被消费地位。

(八) 兼做出版，小而多元及全面发展

在一本由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于1990年出版的《新加坡华文书刊 (1965 – 1990) 》一书中，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对本地华文出版物情况进行研究评述，这其中包括文艺书刊，也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学术专著，以及历年定期学刊等等。

从这份堪称全面的总结报告中我们可以明显注意到，文艺书刊的出版是最为丰盛的，而其中出版超过20种以上，最为活跃的如教育出版社，万里文化企业/万里书局，胜友书局，世界书局，风云出版社，洪炉文化企业，华文中学教师会，南洋，星洲出版社，文学书屋，华中初级学院等，其中胜友，世界都是先有书局后做出版。

一间书店如果只有书的买卖，它和普通贸易公司差别不大，而当它能够有能力进行出版，它对于市场的参与，社会的贡献就有所不同，一些书报业前辈这样认为。

而新加坡书业从最初的五大书局开始，除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是中国公司的海外分支，其余

三家上海，世界，南洋就都是先有书店，从事零售、批发、代理别人的图书，然后组织出版机构，自行出版及发行，这其中最为先行者是世界书局，而世界书局所以能够一早分身出版，就在于它很早就发现到，文化是有区域特征的，中原文化对于南洋风土有一些是不适应的，单以语言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障碍，于是早在1926年，世界的前身正兴公司就出版了《华侨必读马来通话》，以华语教导马来语。

这三家公司很早就形成集出版，分销，零售、批发为一体的小型书业集团公司，这其中既有地域考量，如上述编写适合本地社会环境的教科书，帮助中国人在本地落地生根，加深本土了解的书籍，也有出于政治考量，设置不同出版机构，做不同类型的出版，以避免受到当时政治迫害，此外他们又分别在上海、香港等地设立出版机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充分利用大中华文化圈的优势资源，当然也有当时的政治因素考虑。

最为难得的是陈育崧先生，他曾在上海做出版，当时有很多中国知识界知名学者受他邀请，在其出版社名下，以南洋书局名义出版超过50多本重要的具有学术参考价值的书籍，这与他本人是研究学者身份分不开。

此后，在50年代，当时还相当年轻的陈孟哲先生，带领他的刚刚创办的青年书局，在“得到韩素音，李星可，连士升等一流作家的支援，大胆编印了一套《南方文集》，居然本本畅销，连士升的《名山胜水》居然在短短的三月内重版四次”。可以说是书局出版方面的异军突起，青年书局并没有就此停步不前，在近年华文书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他又“再出发”继续华文文学出版事业。

上述八点是主要就新加坡华文书业发展的早期状态作出的简要分析，从这些特点特征的总结看来，具有鲜明的本地发展特色，也同时是本地华文书业发展史的总结性回顾和追溯，这项研究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