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图书馆文献窥看日本占领时期的新加坡华社

(请点击这里，阅读英文翻译文章。To read this essay in English, click here.)

By Lee Meiyu and Seow Peck Ngiam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许云樵馆藏: 许云樵教授日记册 (索书号: Lee Kong Chian Reference Library level 11, RRARE C818.8 XYQ-[HYT])

今年是新加坡沦陷80周年纪念，笔者特此介绍一些华社所捐赠的相关文献，希望有助于学者进一步研究，从而窥看华社在这历史阶段的情况及战后的相关事件。

到访过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读者或许知道第十层楼有个“椰阴馆”。早在六十年代，已故南洋历史学家及藏书家陈育崧先生便将毕生的藏书慷慨献出，是国家图书馆的第一位捐赠者。这洋溢着东南亚热带风情的馆藏名字出自陈先生，贴切地形容了这批富有新加坡与东南亚研究资料的馆藏。随着2005年新馆巍然耸立于维多利亚街，国家图书馆更加积极地负起保存新加坡文献遗产的使命，并推动捐赠计划，广泛征集各界人士及团体捐赠文献。许多个人收藏家和团体如会馆都认同国家图书馆的设施和团队将能为文献带来更完善的保存，因此踊跃响应号召，将其历年保存的文献资料及史册捐赠给国家图书馆。

许多会馆在新加坡沦陷前已将历年保存的资料如附带地址的会员名单销毁，以防落入日军手中。会馆在日据时期基本上也没有运作，因此有关日据时期的文献也就相应的稀少。即便如此，国家图书馆馆藏还包含了一些有关华社所捐赠的日据时期的资料。

许云樵教授日记中关于日军空袭和大检证的记录

其中一份文献是许云樵教授的日记。已故著名南洋历史学家许云樵于1930年代漂洋过海，从中国苏州南下新加坡寻求新机遇。心思细腻的他将其生活点滴及局势的体会逐一记录在这五本日记册里。日记始于1930年代，止于1942年2月24日，即新加坡沦陷后的第十天。有关日据前后的篇幅虽不算多，但都是当时的实录。沦陷前的日军空袭、莱佛士坊被轰炸后的一片残垣断瓦的凄凉景象、沦陷后的“大检证”记述等，这些描述犹如目击者的记录，历历在目。如今，这些记录已成为宝贵的原始资料，有助于学者重塑历史、窥看当时的面貌。

反映日据时期生活的各类文献

日本军政府在占领新加坡后，马上便展开了日化政策，倡导日本文化为优良、进步繁荣的模式，以作为“大东亚共荣圈”团结的新象征。¹  教育方面，老师须学习日语，以便 教导学生。在日本军政府通过报纸和各类宣传活动，如学好日语者有奖赏等大力宣传学习日语的重要性下，人们开始纷纷到夜校修读日语课程。²  另一方面，由于战争扰乱了供应链，物资如粮食和日常用品出现短缺现象，因此，人民的生活十分艰辛。食品进出口业务由日本公司接管，所有批发商和零售商须获得日本军政府的批准才能运作。人民需要通过配给的方式购得粮食，而所得的分量也因为供应越来越困难而减少.³

《昭南岛新生一年间》(索书号: Lee Kong Chian Reference Library level 11, RRARE 959.57 CNJ) 由昭南出版社于1943年出版，整理了新加坡在日本军政府一年来的监管下，在各 方面所取得的发展和成就，以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和“日本优良文化”等思想。 椰阴馆,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新加坡晋江会馆珍藏:会馆资料文件 (Chin Kang Huay Kuan Collection: Ephemera of Chin Kang Huay Kuan; 索书号: Lee Kong Chian Reference Library level 11, RCLOS 369.25957 CHI) 这份资料文件中包含了这张户口调查票。日本军政府派发给良好家庭的“安居证”，后来由户口调查票所取代。人民之后可根据调查票上所记录的家庭成员人数获得相关的粮食配给卡。[4] 新加坡晋江会馆珍藏，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新加坡福建会馆珍藏: 天福宫二战期间产业登记, 1942–1948 索书号: Lee Kong Chian Reference Library level 11, RRARE 369.25957 XJP-[HHK] 这份1942–48年天福宫屋税和地租登记簿让人们看到当时所使用的货币；1945年8月是个分水岭，之前的日据时期采用日本军政府的“香蕉钱”，日军投降之后则恢复使用英殖民地货币。 新加坡福建会馆珍藏，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在华社团体及各界人士的捐赠文献中，有一部分是日据时期的个人文件和出版物。这些都是在当时日军军政统治下产生的文献，是时代的印证，也是反映日据时期日常生活的档案文件。

昭南岛华侨协会

在日本军政府的指导下，成立于1942年3月的昭南岛华侨协会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其初衷是为了替当局与当地华人社群进行调解。然而，日本军政府却利用昭南岛和马来亚各州府的协会向马来亚华人社会索取5000万元，作为“奉纳金”。⁵

昭南岛华侨协会会议录 (Minutes of Meetings of Syonan-to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索书号: Lee Kong Chian Reference Library level 11, RCLOS 305.895105957 MIN-[HYT] 协会第一份会议记录是在1942年3月2日，宣布协会成立事宜。会议地点是吾庐俱乐部。协会会长是林文庆。最后一份会议记录是在1945年8月23日，记录了协会结束的工作事宜。 会议录内容丰富，记录了华侨协会的组织和各种活动情况，例如成员名单、各州奉纳金配额和每州不足的原因以及所借款项、调查垦植分区统计表等等。

为筹集奉纳金，昭南岛华侨协会推选代表各籍贯的人员负责互查及统筹过程。例如潮州人的财产由海南人的检察员检查；海南人的财产由福建人检查等等。日本军政府也送来一批来自土地局、公司注册官、所得税局等的个人产业细目以方便检查工作。协会同时规定华人拥有财产在三千元以下的免税，凡在三千元以上者，则安值抽缴百分之八。⁶

日本军政府命令这笔款项必须于4月20日献交，后因昭南岛与马来亚各州府无法筹齐款项延期至5月20日，最后期限为6月25日。所缺数额则向正金银行以百分之六年利借款补贴，必须在一年内还清。昭南岛原所承担的奉纳金数额为1000万元，但因霹雳与马六甲两州无法筹获1400万元，昭南岛多承担了250万元，即实付1250万元。⁷

《五千万元奉纳金勒索始末》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Oversea Chinese Association and the Extortion by J.M.A. of $50,000,000 Military Contribution from the Chinese in Malaya) (索书号: Lee Kong Chian Reference Library level 11, RDTYS 940.53109595 TAN) 由昭南岛华侨协会秘书陈育崧在1947年出版的文章记录了协会成立的原因以及筹集奉纳金的详细过程。例如选举各籍贯代表、各州奉纳金配额以及与正金银行所签署的借款合约。 椰阴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昭南岛华侨协会后期的职责也包括了执行日军所推行的政策。例如协助募集劳工、登记失业者、组织难民等；协助日军恢复社会秩序，例如招募勤劳奉仕队、招募华人警察等；协助粮食增产运动，例如推动华人开垦荒地、积极种植杂粮等；在日用品缺乏时，协助增产代用产品；响应军政当局的贮金运动；协助大规模农村移植工作，赴兴楼建立“新昭南模范村”。⁸

许云樵馆藏和椰阴馆有两份关于昭南岛华侨协会的原始资料，分别为“昭南岛华侨协会会议录”和《五千万元奉纳金勒索始末》。《五千万元奉纳金勒索始末》是协会秘书陈育崧于1946年9月刊登在《南洋学报》的英文篇章。“昭南岛华侨协会会议录”则是许云樵所拍摄的会议记录图像副本。会议记录的全文也可在《新马华人抗日史料》一书中找到。

战后挖掘死难者遗骸，建立纪念碑9

1962年2月19日，《南洋商报》报导在东海岸路七英里半的一个山谷下发现了日据时期死难者遗骸。¹⁰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是在是年2月28日成立遗骸善后委员会，负责探查、发掘、安葬和其他善后工作。遗骸委员会同时呼吁目击者向中华总商会提供关于屠杀地点的讯息，之后在樟宜、武吉知马等处相继发现遗骸。挖掘工作于1963年3月开始，至12月共挖掘27处，总盛155瓮。1966年2月再次进行挖掘，于10月完成挖掘所有分布全国各地的遗骸，总计发掘12处，盛骨骸452瓮。所有出土遗物统交晚晴园保管。¹¹

新加坡南安会馆珍藏: 验证被杀同胞折骨开费存底 新加坡南安会馆珍藏: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鸣冤委员会文件及其他信件 (索书号: Lee Kong Chian Reference Library level 11, RCLOS 959.5703 XJP) 两份文件夹收入了1962年公众人士写给中华总商会告知屠杀地点的信件。信件包括文字记录和附有地图的图像记录。寄信人有些是亲身经历，指认不幸罹难家属随身物品，请中华总商会注意所挖掘出的遗物。也有一些是根据传闻，请中华总商会派人前往可疑之处询问调查和探掘。 新加坡南安会馆珍藏，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1963年3月中华总商会又设立募捐委员会，策划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建立。1965年5月中华总商会与政府共同组织纪念碑工作委员会，负责一切关于建纪念碑工作。1967年2月15日，已故前总理李光耀为坐落于美芝路政府大厦草场东侧的纪念碑揭幕。碑由四柱相聚一处，象征新加坡四大种族 (马来族、华族、印度族、欧亚族)。四柱之下安置一象征式之铜制骨灰瓮。纪念碑墓地下面埋葬着从各个地点挖掘出来的遗骸。¹²

新加坡南安会馆馆藏有两份由公众人士写给中华总商会告知屠杀地点的信件文件夹，分别为“验证被杀同胞折骨开费存底”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鸣冤委员会文件及其他信件”。其中有一封由梁后宙所书，叙述了其家族35人被杀害事件。梁后宙是开辟林厝港的大功臣，也曾领导星洲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华侨抗日守备军抵抗日军。因其抗日活动，在新加坡沦陷前在英军的要求下撤离新加坡。其家人则在沦陷后不久被日军拷打杀害。¹³

胡拯华馆藏收有中华总商会于1963年挖掘战时死难者遗骸过程的照片，保留了珍贵的图像记录。照片显示骨骸出土后，于帐篷下洗涤吹干，盛入瓮中封密。遗骸破土之日，中华总商会董事与死难者家属在该日上午9点向英灵举行祷告。这些照片可以在图书馆的照片数据库PictureSG浏览。 胡拯华馆藏，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胡拯华馆藏也有当时挖掘死难者遗骸所拍下的一系列照片，为这历史性震撼的一刻保留了珍贵的图像记录。这些照片可以在图书馆的照片数据库National Library Online 浏览。

此篇文章所列资料存放在闭架或善本书库。如有兴趣浏览，请读者根据各别资料所列出的检索书号讯息到李光前图书馆11楼服务台咨询或发电邮至 ref@nlb.gov.sg。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还有其他丰富的二战时期历史文献。例如图书馆的林少彬馆藏有日军的军事地图、信件等等、著名画家刘抗在战后以漫画形式记录日据时期所见所闻的《杂碎画集》、日据时期的华文报《昭南日报》、课本《日本语图说》和《标准日语会话读本》、杂志《南光周刊》以及个人文件如日本语成绩证和粮食配给卡等等。档案馆则有口述历史、战俘所留下的画册和日据时期所颁发的个人文件。有兴趣读者可向各别机构询问。

作者感谢林源福先生(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前副馆长)审阅此文。

About the Authors
李梅瑜 (Lee Meiyu) 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加坡与东南亚馆藏部的高级图书馆员。她的研究兴趣包括新加坡华人社群。她也是2012年《家书抵万金：新加坡侨批文化展》以及2013年《根：追溯家族历史展览指南》的作者之一。同为新加坡与东南亚馆藏部的高级图书馆员、

共同撰稿员萧碧莹 (Seow Peck Ngiam) 的职责包括馆藏建设和管理，如许云樵馆藏。她也为图书馆杂志撰写馆藏介绍和研究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