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文 书业历史简述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Industry in Singapore

The beginnings of the Chinese book industry in Singapor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1910s, when book companies from China set up branches here.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Chung Hwa Book Company were the first and sold mainly their own publications and textbooks. In the 1920s, when Cheng Hing Company (later known as World Book Company) and Shanghai Book Company were established, a wider variety of Chinese publications from China became available. By the early 1940s, the number of Chinese bookstores in Singapore had increased to 22, mostly located at South Bridge Road. The five largest were The Commercial Press, Chung Hwa Book Company, World Book Company, Shanghai Book Company and Nanyang Book Company, which was founded locally in 1935.

Although many bookstores were destroyed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industry managed to recover and began to publish local edited works, a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from China due to civil wars. During the boom of the 1950s and early 1960s, more local bookstores were set up for students. The Youth Book Company, a major industry player, led the trend of publishing local works, which helped encourage the creation of a local literary scene.

However, the industry suffered a setback in the 1970s, when changes in Singapore’s education policy gave less emphasis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spurred the growth of English bookstores. The closure of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enforced merger of Nanyang Siang Pau and Sin Chew Jit Poh in the 1980s marked the decline of the Chinese book industry in Singapore. Though the industry today is still supported by demand from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readers, the internet has made business survival even more challenging.

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读书风气旺盛的时代。图为1965年大减价售书时的盛况。（蒙上海书局提供）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城市国家，自1819年开埠至今已 经走过一百九十多年历史。在今天500多万人口中， 超过75%的人口比例是华人。而这些华人，他们或 者是移民的后代，或者是新移民。他们将别无选择， 无从逃避地面对身为海外华人对于自己母族语言，文 化，传统，习俗的传承选择。这不是什么问题，而仅 仅是一个现实存在，一个需要面对的事实。

当年新加坡华文书业的兴起，支撑了新马乃至 整个南洋地区的华文教育事业。我们很难设想，如果 没有当年华文书业源源不断提供的教科书，以及其他 各类书籍，幼童的启蒙，学校的教育，社会的进步， 文化的发展，都将从何谈起？

人们常说，华社，华校，华文报纸是坚持和维 护华族语言、文化、传统的重要堡垒。事实上，是华 文书业，提供了最初始的书籍支援，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在为早期华校提供教科书方面，华 文书业前辈在遥远异乡的土地上，用华文书滋养华族 后代，让他们可以延续华文华语的能力，得以传承发 展华社、华校、华文报的社会职能和历史使命。

本文尝试对新加坡华文书业的历史做一个简单 回顾和梳理，从而了解期间的发展过程。

新加坡华文书业历史分期

萌芽时期
1 . 1912年商务印书馆在新加坡设立分 馆
2. 1917年中华书局在新加坡设立新加 坡分局

起步阶段
1. 上海书局的设立
2. 世界书局的设立
3. 南洋书局的设立

初步发展
1. 战前新加坡华文书业
2. 日据时期新加坡华文书业

重要转型 八十年代华文书业

缓慢复苏 九十年代华文书业

新的机遇 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华文书业

萌芽时期

1819年新加坡开埠，诚如我们所知道的，早期的华 族拓荒者，他们多数由于生活所迫、农村破产、社 会动荡等因素南来，因此生存是他们飘洋过海后的 第一需要。

安顿之后，通过辛勤劳作，慢慢开始繁衍生 息，安居乐业，他们也开始关注和展开早期华文教 育，通过创办学堂，聘请老师，有了早期华文教育 的雏形。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兴办 新式教育。由于维新派以及早期孙中山追随者的影 响，在本地出现了大批新式学校，如道南学校，养 正学校等就是那个时代的新式教育的代表。

新式学校采用新式教科书，改变以往《三字 经》、《千字文》等的传统蒙学课本，设立包括语 文、算术、科学等科目，当时这些教科书多来自上 海，广州等地。

这应该就是新加坡华文书业的源起。但是，至 于从前华校通过怎样的进口什么管道引进这些课本书 籍，哪些贸易公司开展这样的书业进口业务？年进口 量如何？这些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了解。

有资料显示商务印书馆1912年开始在本地设立 分行，直到1916年获得本地政府注册，可以称之为 第一粒华文书业的种子：

•《商务印书馆建馆八十周年纪念(1897—1977)》， 编辑者：商务印书馆香港办事处，印刷者：商务印书馆香港印刷厂(1977年)，第106页。

• 《联合早报》副刊“现代生活”，1997年12月4 日(星期四)，第3版。

• 它在南洋落地生根至今，很快将迎来它的100周 年。而在中国，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更为久远，创 办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年，有114年之久。
《商务印书馆建馆八十周年纪念(1897—1977)》， 编辑者：商务印书馆香港办事处，印刷者： 商务印书馆香港印刷厂(1977年)，第101页。

• 中华书局作为一个以新版教科书起家的老字号， 也相继落户本地。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由 陆费逵先生连同陈寅、戴克敦、沈颐等集资在中 国上海成立，有称第二年就开始开发海外市场。 它在1917年在本地设立分行，1923年获得正式 注册。《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出版发 行(2002年)，第3页。

• 《回忆中华书局》（上编），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1981年），《星加坡分局史略》， （施寅佐文），第183页。

摄于1951年，新加坡上海书局创办人陈岳书（左）和王叔旸先生在 书店前留影。（蒙上海书局提供）

起步阶段

1924年正兴书局创立（世界书局前身），1925年上海 书局创立，它们的创立打破了中华、商务仅售卖本版书 籍的界限。上海书局还在上海设立分局，方便选购新书 及时发往新加坡。书籍的品种变得丰富、多样和相对及 时，上海的最新出版物，在南洋几乎同步发行。

初步发展

从20年代向30年代过渡到战前，本地书店由八间增 加到二十二间，并且主要集中在大坡大马路，也就是 今天的桥南路。较为知名的就是商务印书馆星加坡分 行、中华书局星加坡分局、世界书局、上海书局、南 洋书局等，行业中称为“五大书局”，具有拓荒者， 先行者的重要历史地位。

而南洋书局是由本地知名学人陈育崧先生联合 友人于1935年创办，与上述四间书局均由中国外设 海外分行，或者新客在本地创办设立的经历、背景有 所不同，陈育崧先生曾任英殖民地政府华文副视学官 多年，是以本地人士身份创办南洋书局，除代理销售 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而外，并代理马来西亚出版公司 (MPH) 的英文课本等，兼顾中英文两种语文源流，这 在华文书业界是一大突破。

• 南洋书局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 陈育崧与南洋书局》（姚楠文）（1965年1月20 日《星洲日报》艺文副刊刊载）

二战爆发，新加坡被日军占领，进入日据时期。日本 人不仅要占有土地和人民，也要占有人们的思想和文 化，因此对于华文书业的存书等极端粗暴野蛮地加以 毁灭、摧毁。这对于刚起步不久的华文书业来说无疑 是“灭顶之灾”，损失惨重。在《南洋书局十五周年 纪念特刊》中的一段文字，让我们对当时惨烈景状或有一定了解，“日敌南侵，本局首当其冲，吉礁分局 为敌先头部队所毁，槟城分局经理殉难，仰光分局洗 劫一空，吉隆坡分局职员被戮者二人，吧城分局被敌 没收，经理职员被囚。仅存者惟星洲总局，槟城，马 六甲分局铺屋。所存图书，全部烧毁，被祸之烈，莫 可言诉。”

上海书局在1929年迁至桥北路349号，自立 门市部兼做批发和代理其他书店的出版物， 更在1932年成为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南洋 地区的特约发行所。（蒙上海书局提供)

迅速恢复

不过，早期从事华文书业的人不仅有坚强的意志， 更有传播华文文化的使命感。战后，百废待兴，华 文学校蓬勃发展，因此华文书业随之重振旗鼓，恢复 运作。所不同的是，由于中国内战缘故，货源受到影 响，于是本地华文书业开始组织编辑力量拓展出版业 务。1948年，由于区域以及中国局势动荡变化，本 地书业如上海书局、世界书局多在香港设立专门出版 机构，加上商务、中华早先已在香港设立分行，在一 定程度上，催生了香港出版发行行业。当时正有为数 不少的知识分子、文化界、教育界、出版界人士由上 海、广州来到香港，遂形成人才来自中国大陆、资金 来自新加坡、商业运作立足香港、分销方向包括南洋 各地的区域联合书业经营格局。

当时的出版品种繁多，数量巨大，仅上海书局 就有一两万种之巨，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 历史、地理、社科、传记、翻译等等。

蓬勃发展

五十年代，本地渐已形成完整华文教育体系。南洋大 学在整个南洋地区享有盛誉，受到华人社会的高度重 视和极力推崇，学生汇聚，本地人口膨胀，学校教育 发展蓬勃，尤其英殖民当局拟定一套“十年教育计 划”(Ten-year Education Programme)，即政府承担 免费六年小学教育，照顾到更多学生入学。工商业发 展，就业人口增加，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人士，整个 社会非常尊重知识，重视文化和教育。

1940年上海书局热烈庆祝建店15周年纪念， 书局同仁在书店门前合影。（蒙上海书局提供)

但由于殖民地政府对于中国出版物的限制，华 文书的主要来源遭断绝，香港台湾书籍取代中国货 源，开始在本地市场兴盛。同时，小型传统书店应运 而生，大量涌现，书店数量大大增加，如学生书店、 青年书局、南大书店、中学生书店等就在那个时代应 运而生，表现活跃。

以青年书局为代表，本地书店开始大量出版本地 作家作品，产生极大社会反响，不仅满足市场迫切需 要，同时也对本地文学创作起到奠定与鼓励的作用。

世界书局推出《马华新文学大系》、《中国新 文学大系》，堪称壮举。

多间书店以及民间团体大量创办各类文学、时 政、综合性等杂志，各领风骚，如世界书局出版《世 界儿童》、《世界少年》、《南洋文摘》，南洋书局 出版《南洋杂志》等。

日军南侵新加坡时，上海书局业务全部停顿，只靠售卖文具存货度日子。图为 1941年上海书局桥北路349号。旁边店址已遭日军炸毁。（蒙上海书局提供）

当时的新加坡是一个相对商业发达的自由港， 因此被视为南洋商业中心。书店不仅零售业兴旺，同时多有代理、邮购业务，多个书店分设出版公司，集 零售、发行、出版三者为一体，小而全，灵活而全面 发展。这一格局和态势被认为是本地华文书业的发展 成型时期，兴旺一时，甚至在后来于美芝路黄金大厦 形成又一个新的华文书业中心。

五十至六十年代是新加坡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 年代，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文艺运动蓬 勃兴盛，加上南洋大学的创办，当时人们的求知欲很 强，读书风气极盛，这直接推动了本地华文书业的发展。

六十年代中后期，各地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 运动风起云涌，印尼、泰国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排 华，当地华人被实行同化政策，华文教育受到压制， 新加坡的华文书业外销邮购服务停止。

七十年代是新加坡经济转型期，由工业制造业 向高附加值的高端金融、科技、能源等方面转移，教 育政策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传统华校逐渐改制，华文 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甚至变成不是那么“必要”。

当高端教育和社会需求将华文实际边缘化之 后，随之而来的是本地英文书店的大举进入。而经过英文教育之后的年轻一代更加与华文生疏隔膜，最终 使新加坡的华文华语出现颓势。

重要转型

进入八十年代，是相关教育政策改变的发酵期和显形 期。政府关闭了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南洋大 学，本地两大华文主流报章《南洋商报》和《星洲日 报》被强制合并为《联合早报》，一叶知秋，更何况 萧萧落木，华文书业开始出现萧条冷落之势。

九十年代的本地报章杂志上出现多次有关华文 书业何去何从的大讨论，表现出当时社会的担忧焦 虑。如在1995年5月出版的《锡山》（半年刊）第16 期，第84–90页，《锡山》半年刊编委会曾经主催 一次华文书业座谈会，并撰文在刊物上发表，题目为 《在缝隙中创造生机——本地华文书商谈书店的现状 与前景》。

八十年代百胜楼兴建，是一次行业大调整。一 些意兴阑珊的书店就此关门大吉，而个别蓄势待发的 企业进入百胜楼，准备大展拳脚，从中涌现出逆流而 上，坚持至今的时代勇者，如长河书局，新华文化有限公司等。

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迅速发展， 工业进步，社会发展，也将它们的出版事业、文化娱 乐等行业带入新的里程，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似乎并 不为文化，艺术，娱乐，创意产业带来更大进步和实 际的提升发展。1980年9月1日香港成立“联合出版 （集团）有限公司”，统领20几个出版、印刷、唱 片、报馆及置业公司等，成为香港最大出版集团，但 是新加坡无论何种语文，都不曾出现这样的一间大公 司，更不必说华文书业。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华文本身没有市场价值，也就影响其存在价值。

八十年代开始由于语文政策的改变，最后一批 华校生走进历史。他们的年龄今天算来大约在40岁 向上，他们的下一代现在上小学的年龄。换言之，文 化的断层在这里，就是现在20-40岁的这一批人。从 各文学团体中这个年龄层本地写作人奇缺的事实，也 让我们了解到这个断层的荒芜荒凉，由此可见，时局 政策对于社会与文化的改变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巨大。

缓慢复苏，新的机遇

而恰在此时，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人有条件，较为 自由便利的走出国门。新加坡政府适时的移民政策 调整，鼓励大量的华人移民本地。他们年龄普遍介于 20-40岁之间，有机会进入本地的教育源流，或者以 专业技能、职业经验进入本地的就业市场。他们当中 有很多人因为移民条件符合政策规定而获得落户，安 居乐业。于是，他们的孩子开始渐渐进入到本地的小学以及中学。

这是时代带给新加坡的某种改变，新移民有较 好的华文教育背景，包括标准普通话口音，较高文学 欣赏品味，和几乎与中国文化时尚同步的资讯拥有 等。但是，语言文化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处于变化之 中，可以很快也可以很慢。新移民所拥有的华文华语 能力并不必然保持进步和纯粹。相反的，也可能同化于当地社会而退步和落后。

一度本地华文书业的从业者对于大量新移民的 涌现曾经充满期待，很快他们发现，新移民习惯使用互联网，并且迅速习惯于使用国家图书馆的公共借阅 系统，再加上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由于工作机会来到新 加坡，谋生开创事业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和最大追求，因此，英文的重要程度大大超过华文，也因此，他们出乎 意料地并没有给本地华文书业产生多大的影响和帮助。 而在与本地华文书业经营者的访谈中，大家一致认为，一直以来持续忠实地支持本地华文书业的还是老一辈受 华文教育者，即老华校生。但是，也并非完全没有影 响，由于新移民的加入，从社会层面上，华文华语程度 有显著提升，在阅读欣赏品味上有一定进步。

新移民的加入，以及中国在最近十年经济发展 所带来的改变，让华文书业似乎看到新的希望。但事 实上，与此同时，华文书业正面临新的挑战，即来自 互联网科技的致命影响。人们说，这是一个买书的好时代，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今天有这么多 的出版物。但是，这却是一个阅读的坏时代。人们受 到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活方式，阅读方式的改变，已经很难安静阅读，如饥似渴地需要阅读。所以，书业 面临新的机遇，同时也有新的更大挑战。

近来，人们在报章上注意到本地多家书店关门大 吉走进历史，这其中有华文书店亦有国际知名英文书店，多家书店的关闭和由于华文书业没落所带来的关 闭是问题的不同层面，需要加以区分，并且华文书业 作为一种行业，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庞大产业链系，需 要从不同环节不同层面加以剖析，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产业链，但是，由于华文阅读市场的萎缩，最终始终没有从社会层面完善这一产业系统。

总体而论，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互联网科技的兴起，已经深刻改变人们的纸媒阅读习惯，这是由于阅读习惯改变带来的扼杀式的行业调整。

结束语

回望新加坡华文书业一百年，尤其面对华文书业的现 状，令人感慨。华文书业作为文化企业之一种，它即 是商业的，也是文化的，更是社会的。书业所具有的 是商业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综合，其中商业 价值可以量化，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则是难以估价 的。书业不是“大”行业，却是一个重要行业，任重 道远。本文只是进行初步探索，这个课题的研究有待 进一步深化。

感谢

感谢新华文化有限公司杨善才先生，上海书局陈蒙志 先生，陈蒙星女士，原商务印书馆经理成泰忠先生， 今古书店岳波先生、海南会馆文教主任韩山元先生的 多次访谈以及对于本文的指教意见。

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李志贤 教授的研究指导和论文指教。

About the Author
Zou Lu is a writer, poet and editor. A recent project that she was involved in was the writing of the biography of Emporium Holdings founder Lim Tow Yong. Between July 2010 and January 2011, she held the Lee Kong Chian Research Fellowship award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This article summarises her research into the 100-yea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industry in Singap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