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与白话的抗争与磨合: 近代华文教学语体的蜕变历程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has been debated for over a century. Chua Chee Lay analyses its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valuable lessons from history.
近半个世纪来，海峡两岸对教科书文言与白话的取舍，有着截然相反的立场和举措。特别是在2017年，文白之争更趋白热化，很值得远在数千公里外的新加坡华语文教育工作者密切关注与参考，甚至于是深切反思与检讨。
跨过21世纪的门槛后，在官方的推波助澜下，中国大陆诵读经典的热潮此起彼伏，许多家长带着孩子身穿汉服诵读《弟子规》和《论语》。从2010年起，中国教育部、国家语委与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 公室，还联合实施大规模的“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1
这股抚今悼昔的热潮，折射出中国社会普遍对当前以白话文为主的教科书的不满，教育工作者还发出“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的强烈呼声。2道德危机的警钟，一次又一次敲醒人们对承载传统文化的文言文的追思。究其本质，波澜壮阔的“经 典诵读热”诉求的并非走回文言文的老路，而是对文言文所承载的美德，诸如勤慎端朴、乐天知命、家和万事兴，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等等传统美德的缅怀与颂扬。
在“多读经典文言文可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大前提下，2017年9月新学期开课时，中国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语文教材，统一使用最新出炉的“教育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简称“部编本”）,3而之前的各教材都将陆续退出校园。在兼顾时代色彩之余，新编教材选文凸显的是经典性和文质美，所以文言文比例大增，较之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小学6个年级，古诗文总数增加了55篇（一年级已有古诗），增幅高达80%；总计124篇，占全部课文的30%。初中3个年级，古诗文总篇数也提升至124篇，占全部课文的51.7%。
循着历史的轨迹，就不难发现这样的发展趋势其来有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一直到八十年代都一直在价值观危机边缘徘徊，步入九十年代后，海外的“儒学热”和“国学热”乘虚而入，填 补了精神上无所依托的空白，形成一股波澜壮阔的传统文化回流现象。九十年代中期的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已提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的观点。2000年，“弘扬祖国 优秀文化”、“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感情”已经成为教育大纲上的首要宗旨，排在听说读写语言技能的前头。4在这样一个绝佳的思潮优势下，文言文就自然水到渠成，很快就成为教学的核心，不仅课时大增，还要求充分发掘其审美鉴赏的价值。可见今日新教材重视文言文，是拜“传统文化热”所赐。
正当中国大陆如火如荼地加大文言文教学的力度时，海峡对岸的台湾官方却大唱反调，反其道而行。2017年9月，台湾教育部课程审议会通过提案，将于2019年实施的12年教育课纲草案，把高中文言文比例从 45%–65%降为45%–55%；课纲内必选的古文篇章，从原本的20篇降到10至15篇，此外也决议删除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的选材范围，5另外，必修课程之《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应考量教学节数、学生学习兴趣与理解能力，可考虑改为能融入品德教育、生命教育、生涯发展、人权教育等议题的合适现代文本，进一步删去经典文言的份量。其所持的理由是，文言文是因循保守、腐化思想的八股文。现代学生不应被困在古人思想的牢笼里，应减少接触抱残守缺的古籍，增加台湾当地的文学内容，强化台湾的主体性，让学生有更多空间探讨族群、阶级和性别的议题。
提案出台后，所如预料立即引发台湾社会大争议，抗议文言比例降低的呼声不小，中研院院士邀集文坛大家与跨界专业人士发动连署，超过五万人反对大幅调降文言文比例，强调课纲修订应回归教育专业。事实上，台湾教育部编辑的教科书降低文言文篇数与比例早有先例。选文篇数部编本从原有的70篇，2010年课纲下降到40篇；2012年再降到30篇，现在2019年课纲仅剩20篇。在研修小组订定的课纲中，文言文比例也从2010年课纲的55%到65%，降至2012年课纲的45%到65%，2019年课纲为45%到55%，对照早期教科书的文言文比例超过70%，降幅颇大。
程晏铃在《天下》杂志专文明确地指出，文言文的争议乃源自于大众对台湾以考试为主导的教学所引起的集体焦虑。高中生几乎人手一本的抢救国文大作战，参考书、考古题像是各种焦虑纷陈，各种文章挖空等着被填满，台湾语文教育因为服膺考试，偏重词性与注释，对文本只有表浅理解，缺乏统整、批判、后设与跨领域思考。可见文白之争的背后不是语体问题，而是教学的问题，无关乎文体或选文。6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审视，文言与白话的矛盾冲突错综复杂，不纯然只是教学和考试的问题，因为文言与白话乃不同世代的代言人，在语言思维结构和生活习惯上有所不同。简要回顾文白之争的历史，对我们剖析与梳理当今纷争的缘由，应有一定的帮助。
虽说“文言文”古已有之，但此概念却迟至晚清方以“白话文”的对立面出现。7文言是由早期口语演化出来的，两者有着不可割舍的血脉关系。“文言”、“白话”、“白话文”与“现代华语”是四个不同的概念，若混为一谈，必然会剪不断理还乱。“文言”是以文字记录下来的书面语。“白话”是日常口头的应用语。“白话文”是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书面语，而现代华语的历史比白话短得多。现代华语则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语言体系。让我们从语言文化传承与教学意义两个角度，梳理分析华文教学面临的两难局面与文白之间应如何取舍，如何磨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日常生活为活水源泉的白话在潮流中不断更新，而以文言文书写的书面语却因与时代脱节而停滞不前，大大限制了语言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清末废止科举制，为中华文化从文言转向白话提供了契机。民国初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倡导白话文改革和文学革命，更是促成了白话逐渐取代文言的历史机缘。1920年北京政府颁令全国学校和报刊采用白话文，启动了语文教科书语体转换的历史进程。
历史已清楚证明文白语体的演变，对于语文学科的独立和教育的普及有重大意义，但我们也见证了近代汉语文化转型过于仓促和功利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诚如周志强指出的：“五四以来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换，实现了语言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转换，但对古典汉语形象审美传统的继承却被搁置并延迟”。8声势浩大的“经典诵读热”，提醒我们应把多些言简意赅、生动有趣、蕴含传统美德的经典美文言收入教科书里。我们应引导莘莘学子多背诵抑扬顿挫的经典，让他们心领神会中华美学的精妙；也可背诵带有时代精神至情至性的现代美文，培养口语流畅优雅的能力，这对提高他们的书写能力也大有帮助，唯有如此莘莘学子才有可能不由自主地爱上华文华语。
知古鑑今，华文教学语体应取道中庸。重文言轻白话，开历史的倒车不可为，而一味废除文言，摒弃经典亦不可取，这两者之间毕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顺应着时代的步履，以白话文为主以文言为辅，古为今用，文白共生，才是华文教学语体走到今天最美好的组合。
Dr Chua Chee Lay received his PhD in A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and Master in Education from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e is a language educator and researcher with many years of teacher training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