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南洋”: 从1920年代末文艺理论初探文人对南洋之印象

Chinese authors in 1920s Singapore were faced with the call to produce works with a distinctive “Nanyang flavour”. Goh Yu Mei explains how these early writers defined this new genre of literature.

椰子虽然不是南洋特有的植物，但是却常被作为代表南洋的植物。李急麟收藏。版权所有，李急 麟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2009。

关于新加坡华文新兴文学¹ 起源的年份以及其发展分期，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然而，大多学者都注意到1920年代至1930年代期间是新加坡华文新兴文学中本地意识萌芽与兴起的时期² 回顾当时在新加坡的文人所发表的文艺理论中，不乏明确提倡富有“南洋色彩”的“南洋文学”的文章。这在1930年代中期也进一步发展至有关于 “马来亚文学”的争论。

随着越来越多篇文艺理论探讨着何谓“南洋色彩”及“南国文艺”，文人作家也试图在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上，赋予这些词藻具体的特征。他们从自己对所在地的印象，抽取出他们所认为的特点，尝试以此为血肉，塑造一个拥有本地色彩的“南洋文学”。本文将会从1927年到1930年期间在新加坡华文报章上所发表的文艺理论尝试论述这点。

文学中本地意识的兴起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与变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许多中国人迁移到世界各地谋求新生活。新加坡也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³ 这个移民浪潮清楚地反映在当时新加坡人口结构的变化。1824年，在新加坡的华人人数为10,683人，占总人口的31%。。近100年后，华人人数在1921年增加了40倍，升至418,358人，占总人口的75.3%。⁴ 这些华人人口当中，有来自中国的文人，也有在本地或回到中国接受教育并活跃于本地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些担任本地报章及其文艺副刊的编辑，有些发表文艺作品，成为本地华文文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虽然移居本地，但是从他们发表的报刊创刊词、社论以及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些初来乍到的文人仍然心系中国。他们的文章大多讨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而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希望回到中国或贡献中国的情怀。⁵

随着在本地居住的时间越久，这些文人对本地的情感也逐渐加深，并且更加关注本地在各方面的发展。⁶ 除此之外，1919年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同样地也冲击着本地华人社会。然而，要在本地推行五四运动以白话文撰写作品的主张，文人们需要考虑本地的特殊环境，才能顺利在南洋推广这些源自于中国的主张。⁷ 这些因素促使文人的本地意识开始萌芽，进而开始提倡在文学中加入本地色彩。在1927年至1930年期间，新加坡报章上更是发表了不少关于“南洋色彩”的文艺理论。⁸ 其中一些文艺理论在阐述作者对于在文学作品中加入“南洋色彩”的看法，同时也显露了该作者对于南洋景观的印象。

《新国民日报》文艺副刊《荒岛》编者张金燕在1927年发表的《南洋与文艺》一文中写道：

“我虽然不是完全一个飘荡南洋有名的马六甲海峡的椰果，但是未学成时已在无野狗患的乡土‘S埠’培植到胡子刻满嘴唇；黄河泥色的滔水，又虽未浸染过，但我的皮肤遗传着祖宗旧衣裳，而黄姜、咖哩，把我肠胃腌实了，因此我对于南洋的色彩浓厚过祖宗的五经，饮椰浆多过大禹治下的水了。”⁹

又如，曾圣提也在《醒醒吧，星城的艺人》一文提到：

“穿过了椰子的长林，走上沥青的马路，驶进黑烟漫天的工厂，缒入暗无天日的矿洞，你将看见，真理在那里徘徊。……

醒醒吧，星城的艺人！旧世界在烈日下消溶了，百咫高椰可以飘挂我们的旗，万里无云的长空表示我们的坦白；大象象征我们的巩固，长绿的叶子宣告我们的新鲜，海助我们呐喊，我们的新鲜的环境，供给我们无穷的材料！”¹⁰

著名编辑及报人曾圣提1927年来到新加坡，担任 《南洋商报》电讯翻译和副刊编辑。他曾在他所主 编的《南洋商报》副刊《文艺周刊》上主张要“以血 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版权所有，骆明总编。 (2003)。《南来作家研究资料》。新加坡：新加坡国 家图书馆管理局、新加坡文艺协会。

另外，陈炼青于1929年发表的《文艺与地方色彩》中阐述：

“作家溷在椰丛下，写着梅花、雪片、杨柳……等东西，还是不全改掉；而我们地方色彩、风味，不知怎的总蕴在作家们的肚子里，似乎烟士披里纯未到以前，这些都不愿意发泄了吧！

如其谓南洋的景物太粗俗与太不艺术，所以够不上我们的作家赏鉴的话，就我们的眼光看起来却未必是。这里的本地风光，倒也不见得这样的难堪。你看，苍翠的椰林、浓密的橡胶、茂盛的芭蕉、耸立的老树，实在觉得可爱；兼之那富于雨量的气候，‘一雨便成秋’的热带的生活，似乎不无一点诗意；即如落日斜晖，我们在海边眺望，大自然的壮丽奇伟，似不能说比中国的不好看些。”¹¹

三位文人作家在鼓励位于本地的作家撰写拥有南洋色彩的文学作品时，也在文章中描述了一些他们心目中所认为可以代表南洋的事物。这包括了动植物（如：椰子、橡胶、香蕉及大象）、自然景观（大海）、热带气候、经济活动（如：矿洞及工厂）以及食品（如：黄姜及咖喱）。

1930年《星洲日报》上的文艺论争

1930年3月19日《星洲日报·野葩》刊登了由“陵”所撰写的文章——《文艺的方向》，继而引发了一场延续约两个月之久的文艺论争。三名文人（悠悠、陈则矫、滔滔）针对陵的《文艺的方向》发表了他们对于当时“南国文艺”¹² 所应发展的方向。虽然对于文学作品应发展的具体方向和方法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认为文学应该含有社会性，而非单纯是属于个人的。¹³

陈炼青与《悲其遇》（右下）作者张金燕在提倡“南洋色彩”的文章中都提及椰子为代表南洋的事物之 一。而于1960年出版的《马来亚风情画》（左下）封面亦绘有椰树。图像来源：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

在这论争中，滔滔于1930年4月30日发表的《对于南国文艺的商榷》中明确指出南国的特征：

“因此，我们要创设或树植南洋的文艺，我们便首先要认取南国的一般的社会的特质。所以首先我就想简单的写出据我所观察到的南国社会几个特质大概。

谁都可以看见，南国的经济生活不过某国经济体系中底很多脉络的一条吧了，并且这一条脉络的命运，十分之七八不但待决于某国，而且操权于他处。这点表示什么？就是很清楚的表示南国经济仅是世界经济的大机构中一个小齿，密切地结合着。当然绝不是‘旧经济组织’。

其次，南国是个商品的推销场，或者说膨胀的资本主义的排泄地；同时，又是天然物产的吸取底场所。所以，南国一方面试商业繁盛，尤其是小商业异常地发达的地方，另一方面却包含着广大的劳苦群众。

而且，这儿是各民族混杂密集的地方，各民族劳苦群众支持着南国社会的生存。就以所知某地大工厂来说，总共有人数三千左右，华人只有七八百，还不够全厂人数三分之一，其他多是印人或土人，其中尤以印人为多。其他当然可以得到类似的情形。

这样，我好像乘着特别快车由星洲到槟城匆匆把这儿的特质的大概说过了，现在进而说到我对于这么一个情形下的南国应该建设什么一种的文艺底一点意见。

……

自然，南国有它底质，而应该有它底地方色彩的文艺（不是地方主义或什么乡土派，请莫误会）。好像植物 般的，南国有它底疏朗的椰影或阴郁的橡林，北国的浓艳的牡丹总不会在这儿开放奇葩吧。”¹⁴

橡胶种植和采锡是战前马来亚主要的经济活动之一，因而可能使得文人们在文章中也以此作为本地 色彩的例子。李急麟收藏。版权所有，李急麟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2009.

滔滔从经济角度，描绘了他所认为的“南国”（主要只有马来亚）。他指出南国的多元民族社会，也点出种植、生产以及商贸为南国的主要经济活动。在以植物来代表南国时，他也选择椰树和橡胶作为南国植物的代表。

滔滔也于同年5月10日在《星洲日报》的另一副刊《垦荒》上发表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一文中表示：

“沉郁的橡林，疏朗的椰影，不会生长在温带的中原；漫天飞舞的白雪，雪花掩映的红梅，也不会在南国有其踪影。这是地质和气候底自然关系上必然现象。

同样，文艺也应有地方色彩的衣裳。

我们看看吧，在这儿无论是社会关系上或自然关系上，我们目光所接触的事物，耳朵所听到的传说，大都和我们本国的互异。这儿有各色各样的民族群总；这儿有整千整万的锡矿的和胶园的苦力，这儿有西方带来的物质文明，同时也有人类黑暗的深渊，五光十色，应有尽有。”¹⁵

除了之前提到“多元民族社会”、“橡胶”和“椰树”之外，这篇文章也点出南洋一带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以及暗示着南洋社会内的问题。

结语：中国以外的“南洋”

文人们在提倡拥有本地色彩的南洋文学时，主张要描写以南洋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他们在论述自己的主张时，也时常描绘了有关南洋的意象。综上所述，从1927年到1930年在新加坡报章上发表的文艺理论中提到的特征有：椰树或椰林、锡矿或矿场、橡胶、本地食品（椰浆或黄姜）、香蕉、热带气候及多元民族社会。橡胶种植以及采锡是战前马来亚主要的经济活动，因此不难想象为何他们会以此作为代表南洋的特征。然而，令人好奇的是“椰树”或“椰林”这个常被作为南洋的代表特征，却非南洋独有的植物。

上文中所提到的滔滔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中，他所提出的南洋景象大多是对比中国¹⁶ 景观，并且列举出两者之间有所不同的地方。

这幅1842年印制的石版画描绘了不同种族的人士在天福宫外活动的情景。多元种族社会也是文人们在文论中所提出的南洋社会特点之一。天福宫石版画，1842年，Alfred T. Agate 作画、J. A. Rolph 雕刻。图像由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属下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提供。

此外，陈则矫于1930年4月23日于《星洲日报·野葩》上发表的文章《关于文艺》中也不难看出这种对比中国文坛的倾向：

“就是给你写了几篇‘亚答’叶盖的房子的主人翁的小说吧，也不过暗示着张资平的小资产阶级的恋爱派罢了；就是给你写了几篇关于南洋土人的生活的小说吧，也不过暗示着鲁迅的‘阿Q正传’派而已。”¹⁷

其后，1930年代有关于“马来亚文学”的文艺理论中同样也可看到类似情况。例如：19 3 4 年3月1日，《南洋商报·狮声》刊登了丘士珍以笔名“废名”发表的《地方作家谈》，引发了之后有关于“地方作家”的论争。这篇文章中就更为清楚地讲述与中国（上海）文坛对比的情况：

“关于马来亚有无文艺，这是不成问题的，在这里，我们应该肯定地说马来亚有文艺，就是居留或侨生于马来亚的作家们所生产的文艺！因为我想，我们应该抓紧了‘地方作家’这个含义来承认马来亚的文艺，同时要坚决地方对以上海才有文艺的谬误的高调！”¹⁸

综上所述，从当时的文艺理论中，可以看出在本地的文人们对比本地与中国的一种心态。他们所提出的“南洋色彩”，源自于他们对于“ 南洋”的印象。而这种印象是建立在与中国（南部除外）的特征。这些特征除了确实是南洋社会明显特点之外，也不乏非南洋特有的物产和景观。然而，在对比中国之后，这些特点，无论是南洋特有与否，也因非中国特点，而随即成为文人们笔下的的南洋特征。

Goh Yu Mei is a Librarian with the 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where she manages the Chinese arts and literature collection. She is interes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literature.

注释